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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提炼出新闻学理论的演化趋势与当前核心学术议题。通过对711篇中英文新闻学研究论文的细致阅读，本文发现，重申学科知识主体性已成为过去一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主导母题，新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化议程围绕这一母题呈现出多重创新。在此基础上，2025年的新闻学研究在持续关注新闻业发展及数字媒体技术和智能媒介生态对新闻实践影响的同时，更加强调对新闻本质、功能与价值的深度反思。这不仅是对技术狂热浪潮的理性回应，更是对新闻作为公共知识生产机制的重要性的一次再确认。强化记者等职业行动者在新闻生产中的核心角色与文化韧性，或将成为重申新闻学知识主体性的关键路径与实践方案。

　　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的应用普及，以及技术狂热浪潮中新闻职业的危机表征，是2025年中外新闻学理论创新最主要的经验基础和反思依据。媒介技术系统的加速进化不断重塑着新闻实践、新闻生态、新闻行动者与社会建立连接的方式，进而也对新闻学知识生产的目标和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与人工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2025年间全球新闻学研究进行主题聚类分析，以把握中外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研究取向以及研究贡献，以期呈现过去一年间新闻学研究的总体图景。

　　本文根据2025年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CR），从传播学类94本SSCI索引期刊当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5的新闻学研究期刊作为英文文献来源，通过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数据库对刊发于2025年间的论文进行检索，经去重、过滤书评与编辑语等非研究论文后，获得发表于Digital Journalism（75篇）、Journalism（120篇）、Journalism Practice（132篇）、Journalism Studies（100篇）和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1篇）的全部文献。在中文文献方面，本文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5―2026）中的新闻传播学领域期刊共20本，通过中国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检索并遵循相同的过滤流程，获取刊发于2025年间的新闻学相关论文（263篇）。针对上述共计711篇样本，本文使用软件NVIVO对其自动主题识别，并以同步人工编码的方式对照。在结合自动内容分析与人工编码的基础上，本文将综述文献内容聚类为7大主题，分别为“新闻的介入力量”“直面技术冲击的新闻业”“新闻组织与机构变迁”“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与韧性”“作为知识体系的新闻”“新闻生产与流通”“新闻消费与参与”。为进一步细化文献，本文在此基础上划分出21个子主题，最终绘制出2025年中外新闻学研究的主题图表（参见表1）。

　　新闻的“关系转向”依然是推动新闻理论创新的重要认识论源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新闻与政治参与之间新型关系模式的形成上。2025年，中外研究者继续关注新闻的介入性与建构性作用，并进一步深化对新闻在政治参与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在政治新闻内容研究方面，有欧洲学者指出，即便是主流媒体也普遍存在系统性的政治偏见，而这种偏见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加剧政治极化。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全球范围内右翼思潮的崛起。一项在意大利开展的研究指出，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盛行的政治环境中，传统媒体往往将政治人物的言论直接作为报道内容，而几乎不对其话语进行质疑。这种报道方式最终助推了右翼政治力量的回潮。

　　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既有报道手法已难以有效维系新闻民主监督角色，因此尝试探索新闻的新型政治参与规范。有研究指出，政治记者已逐渐形成“混合规范化”（hybrid normalization）实践：一方面延续诸如赛马式框架等传统报道方式；另一方面则呈现出愈发鲜明的评论性与解读性特征。针对以色列记者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其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源于对新闻意义建构的解释性追求，以及对揭露政治真相的监督性追求。新闻政治参与规范的转变意味着从业者正尝试践行更具介入性特征的政治实践，从而使构建多元行动者协作的政治监督成为可能。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当媒体报道与政治参与者之间形成价值共鸣时，更容易催生持续而深入的公共讨论。在此基础上，记者与政府官员甚至可能形成合作关系，共同承担社会监督的功能。在学者的构想中，唯有通过不断反思并重申开放、包容的社会协作机制，新闻的政治参与才能始终坚守其公共性目标。

　　新闻业如何通过集体动员组织公众行动，是应对各类危机与风险的核心议题。在过去一年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将气候危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反思现有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偏颇叙事，并指出这些叙事可能对公众风险感知带来负面影响。新闻媒体往往倾向于对灾难进行极端化渲染。例如，包括《卫报》（The Guardian）在内的一些媒体尽管定期发布气候相关承诺，声称将遵循规范化的气候新闻用语，但在实际报道中仍频繁使用诸如“危机边缘”“绝望”等灾难性词汇，这种过度渲染最终加剧了受众的生态焦虑。

　　持续的偏颇叙事会促成公众对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逃避，从而助长气候怀疑论（climate skepticism），而提升公众参与意愿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情感动员。研究表明，当媒体不聚焦于人为因素、也避免使用极端或高度敏感的词汇时，气候怀疑论者更可能基于一种“谨慎乐观”的情绪参与治理行动。一项关于阿巴拉契亚地区飓风灾难报道的研究指出，“喜悦”（Joy）应当成为灾难新闻中凸显的新闻价值。在灾难报道中，当地记者通过呈现志愿者精神、地方文化与社区互助等体现“喜悦”情感的内容，有效推动了社区的重建进程。除报道框架的调整外，气候危机作为兼具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社会议题，还需依托对权力关系的批判与对协作行动的倡导。有研究显示，CNN等媒体在跨境报道中往往将美国塑造为气候危机的受害者，却鲜少讨论其应承担的责任。这类责任推卸显然不利于组织跨主体行动。因此，倡导公民参与、强化区域协作的气候治理新闻，应成为未来新闻业重点构建的发展方向。

　　新闻并非对现实的纯粹客观呈现，而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生产实践。在这一认识论前提下，学界致力于揭露被专业性神话所遮蔽的霸权叙事，从而推动系统性反思。在西方语境中，研究者对新闻媒体借由“自由”“客观”等话语掩盖其压迫性历史的做法提出批评。例如，有研究指出，《》（The New York Times）曾利用其社会声誉与资金资源为反黑制度提供辩护。为反拨新闻业对边缘群体的霸权叙事，一些学者提出“修复性新闻”（reparative journalism）作为新的新闻实践路径。他们发现，当代新闻机构通过公开道歉、设立赔偿项目、重写历史“第二稿”等方式反思新闻话语的压迫性遗产，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的新闻参与结构。

　　新闻媒体不仅能够建构群体印象，也在宏观层面塑造公众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中国学者尤其关注新闻业在全球南北意识形态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针对全球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显示，西方媒体倾向于将中国传统科技描述为“非科学”或纯粹具有工具性意义的产物，从而在叙事中削弱其科技属性与社会价值；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媒体则更加侧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外合作实践，呈现出对中国科技建设倡议的积极参与态度。这一显著差异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从“地方性”概念出发展开本土化叙事的重要性，以及其在集体行动中展现的主体性；同时，也提示了在加强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系统性提炼符合南方国家国情的元话语体系的可能路径。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正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业的基础性设施。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技术杠杆”，从认识论创新而非本体论变革的角度反思技术冲击下的数字新闻生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目前主要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前端与后端流程，核心的内容创作仍由人类掌控。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技术应用格局，是因为技术发展并非独立于社会的线性进程，数字新闻业内部始终存在机器效率逻辑与人类伦理感知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强调应将人工智能置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加以审视，在坚持人本主义新闻本体价值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规范的基础上，强化新闻业的主体责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应将新闻业在数智环境中的存在意义作为出发点，重新锚定技术赋能条件下的新闻实践方向。

　　数字新闻业在吸纳人工智能技术的过程中，也通过新闻报道对其进行了系统呈现。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话题的持续升温，学界开始关注媒体炒作现象及其潜在风险。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围绕AI狂热（AI hype）和技术狂热（technological hype）等概念展开讨论，基本脉络聚焦于新闻媒体如何通过报道制造轰动效应，从而催生特定的社会技术想象。研究识别出两类主要的技术狂热模式：其一是将人工智能描绘为前景广阔的未来技术的“普遍性建构”；其二是通过不断刻画人工智能具体应用情境而形成的“具体性建构”。亦有学者借助“技术戏剧”（technological drama）的概念剖析炒作过程，指出新闻媒体通过建构“开放式技术必然性”（open technological inevitability），向公众传递人工智能变革不可避免的观念。在这一叙事框架中，政府、企业、专家等社会行动者被迫进入各自的角色位置展开博弈，而最终获益者往往是大型科技公司。

　　全球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叙事中多强调技术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在技术狂热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技术解决主义倾向。有研究对中国媒体发布的ChatGPT报道进行计算分析，发现新闻文本倾向于将民族认同与技术发展相结合，呈现出一定的技术民族主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项关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却显示，职业记者普遍坚持其批判性立场，受访者认为中国机构的人工智能报道多由事件驱动，而非主题式策展，因此不足以被界定为技术狂热。这一现实与认知之间的张力无疑折射出中国语境下AI狂热现象的复杂性，有待更深入的实证探讨。有学者借助“技术的新闻”与“新闻的技术”两个维度勾勒中国新闻业的技术观：技术既作为报道对象获得可见性，又作为生产手段深度嵌入话语建构之中。技术狂热问题不仅关涉新闻内容层面的呈现，更涉及新闻本体的重组与再造。未来研究应当秉持系统而审慎的视角，将“狂热”现象作为批判性理解数字新闻业的抓手，以此探讨在技术快速演进与社会焦虑共存的历史阶段，社会、文化与制度如何共同塑造新闻业的结构变迁。

　　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何构建与机器逻辑相适配的数字新闻规范体系，已成为研究重点。学者们在更为整合的视野下思考人机协同条件下的新闻伦理，并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人机价值对齐问题。研究显示，当下从业者的AI伦理感知主要呈现两类模式：其一是从传统新闻伦理出发的“新闻启发式”（journalistic heuristics）；其二是从抽象伦理原则出发的“计算算法评估”（computational algorithmic evaluation）。无论依据何种模式，从业者的伦理判断均围绕客观性、透明性、真实性等核心价值展开，整体仍体现出以人本主义和专业主义为核心的新闻伦理想象。为促进人机价值对齐，学者们普遍关注多元行动者的新闻互动，强调从关系取向出发的重要性。有研究指出，构建人机协同的新闻伦理体系，应在尊重技术自主性的基础上建立多方协作框架，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价值对齐研究，以突破单一伦理范式的视点局限。

　　在中国语境中，“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为国内新闻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围绕这一重大部署，学者们从变革逻辑、结构路径与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了充分探讨。在变革逻辑层面，有学者基于平台的机制性特征提出，数字化环境中应以“机制为中心”取代先前的“内容为中心”，作为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切入点。亦有研究在数字新闻学的生态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将提升媒体机构在生产、扩散与接受网络中的适配性视为核心任务，主张将“新闻生态调控”置于系统性变革的理论核心。在实现路径层面，技术、平台与数据被视为落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三大关键要素。有学者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应构建以通用接口为核心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开源数据库，打造分布式的把关与纠偏平台，并制定主体间性的行为规范，以形成多层级的技术动力体系。在价值意义层面，新闻业在数字社会中的主动转型应体现其对公共价值的延伸与坚守，强调主流媒体在技术驱动变革下依然要保持公共性导向和社会责任。

　　新闻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资本来源及其所有权结构对新闻机构运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冲基金所有者通常优先追求利润，而非履行新闻使命，这导致地方新闻编辑部资源大幅削减、资深记者流失、地方新闻报道萎缩以及调查性新闻能力下降。此类变化不仅加速了报业的衰落，也侵蚀了新闻民主规范的制度基础。此外，新闻机构所有权结构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情境差异。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尤其当控制权掌握在非媒体财团手中时——会威胁新闻媒体的多元性与独立性。

　　政治因素往往与经济、技术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新闻机构的运行。例如，有研究指出，部分非洲记者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翻译与转录国际新闻时，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从而使其新闻自主性面临挑战。在津巴布韦等全球南方国家，主流新闻媒体在内容分发上高度依赖X、谷歌、YouTube与Meta等全球媒体平台，使其本国的媒体经济结构更为脆弱。在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背景下，这类政治经济控制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俘获”（media capture）扩展为“基础设施俘获”（infrastructural capture）。技术垄断与资本控制交织，使全球南方新闻机构陷入“双重依附”的结构性困境。

　　地方新闻业的衰退已经成为全球新闻生态面临的突出危机。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地方媒体在经济萎缩、数字化竞争与受众分流等多重压力下，正面临组织解体与社会影响力下降的风险。对此，学界与业界愈发关注地方新闻如何在结构性危机中通过主动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显示，地方记者在日常实践中愈加意识到自身“关怀角色”对新闻业的重要性，并在报道中以“我们再怎么关心也不为过”（we cannot care enough）之类的话语凸显社区媒体对本地社区的伦理承诺。在实践层面，维系地方共同体逐渐成为地方新闻业存续的核心驱动力。地方新闻机构也愈发重视本地文化的社会意义，更倾向于报道那些反映、捍卫并传承地方传统与价值观的内容。

　　在中国语境下，政策支持导向是地方新闻业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条件之一。地方媒体通过强化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服务联结，或通过创新政治传播方式，巩固组织的政治正当性，并通过构建新的参与性价值理念实现组织内部的观念整合。正是这种外部政策支撑与内部价值整合并行的机制，使地方新闻在体制性框架内得以相对稳定地发展。总体来看，过去一年的地方新闻生态研究对“可持续性”概念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关注。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经济因素，而是将社会、文化、政治、地理与时间等多重维度纳入地方新闻可持续性的分析中，并结合地方新闻在社区中的多重角色开展多维度探讨，从而构建出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当前，新闻从业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制度风险、技术变革、经济压力与社会信任危机交织，使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持续攀升。其中，战争与冲突地区记者所遭遇的结构性威胁，是过去一年的研究重点之一。有学者针对政治暴力背景下巴勒斯坦记者的集体创伤展开研究，发现其创伤经验同时具有物质性与空间性特征——深深根植于领土剥夺、社会痛楚与心理隔离之中。作为暴力事件的亲历者与受害者，巴勒斯坦记者往往情感介入较深，难以在报道中保持情感“抽离”，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职业风险，记者们发展出多种策略和韧性以维系职业认同与心理平衡。例如，在监控与压制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调查记者开始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伪装（subterfuge）技术开展报道，以规避潜在威胁。此外，为缓解职业不稳定带来的心理压力，记者一方面采取问题导向型策略，如减少休假、提升专业能力等；另一方面也采用情绪调节型策略，包括心理训练、培养幽默感等方式，以维护心理健康。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保持职业伦理与心理韧性已成为记者应对职业风险与危机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客观性原则将新闻实践塑造为一种“去身体化”“去情感化”的理性劳动。然而，随着数字新闻学范式的兴起，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记者的性别、身体与情感等因素在职业实践中的独特作用。在性别维度上，女性记者常常遭受外貌评价与审美压力，而男性记者则大多免于此类审视。此外，少数族裔女性记者在报道多元议题时，其身份往往被媒体组织“工具化”或“压制”，从而限制其专业表现与报道空间。然而，研究也同时指出，女性记者凭借其特殊的经验与感知，能够为新闻报道带来更为多样的视角和议题，有助于推动公共讨论的包容性表达。

　　记者情感研究深度嵌入“情感劳动”这一理论范畴。有研究者将记者情感划分为“累赘情感”（cumbersome emotion）与“有用情感”（useful emotion）两类。所谓累赘情感，往往通过一种保持情感距离的工作方式被搁置，与传统意义上的情感劳动概念相近。相较之下，被视为“有用”的情感则通过三个维度被纳入新闻实践：其一是“编辑”，用于指导选题与故事取舍；其二是“解释”，用于加深叙事理解；其三是“表达”，通过情感表演传递报道中的细微差别。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记者情感劳动呈现出差异化结果。研究发现，中国记者的表层情感表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会被中和甚至转化为积极力量；深层表演虽然可能增加情绪耗竭，但两类情感劳动策略均能增强记者的组织承诺。总体来看，无论是表层表演还是深层表演，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记者完成专业任务，并促使其进行职业自我反思，进而推动新闻技能与道德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

　　记者的自我认知深刻影响其职业路径与实践方式。在数字技术重塑新闻生态的背景下，记者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功能认知与职业定位，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有研究通过调查数字化演进下记者对“把关人”角色的理解，发现记者将自身划分为三类：传教士（Preachers）——接受并积极适应新技术；守护者（Guardians）——将技术视为对抗对象；摇摆者（Oscillators）——在适应与抵抗之间不断权衡。这三种角色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不同态度与策略。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方式新闻（lifestyle journalism）的兴起，记者角色呈现出情感化的转向，生活方式记者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职业身份。从以往强调“监督者”角色到如今更加突出“叙事者”角色，记者的角色谱系正从理性取向扩展至更具情感维度的表达方式。

　　作为一种机构性知识的新闻，其在知识生产与合法化中的作用，正日益成为新闻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交叉议题。整体而言，新闻知识体系的角色可形象概括为：作为集体记忆的关键代理者，调节社会的记忆与遗忘；作为规范受损时的范式修复者，重建新闻职业的合法性；作为新闻管辖范围的边界维护者，参与新闻知识的确权；以及作为新闻知识网络的“交易区”，促进记者与其他专业群体之间的知识协作。当前学界对新闻知识的讨论多带有批判性立场。在后殖民视角下，西方研究者反思新闻的知识-权力结构如何沿着不对称的政治关系展开。一项关于新西兰科学新闻的研究指出，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取向的报道框架，不仅边缘化了毛利人的环境知识与原住民知识体系，更进一步加剧了持续存在的“殖民状况”和权利不平等。此外，有研究回顾了2015年3岁库尔德-叙利亚难民艾伦·库迪在海滩遇难并被全球媒体呈现的事件。该事件的视觉震撼揭示了深层的权力不对等：非西方儿童的争议性图像更容易突破传统死者图像的编辑规范而被公开呈现。有学者据此主张，应通过“反身性摄影”对抗传统新闻摄影中的“观视体制”（scopic regime），以改造无立场化的新闻生产模式，从而推动新闻视觉体系的去殖民化。

　　2025年，研究者对新闻教育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关系与张力。一项基于对26位中国记者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从业者对平台化背景下的新闻学研究在可读性和相关性方面形成了四种典型认知：滞后、晦涩难懂、推断强于论证以及认可。这些认知进一步衍生出三类对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关系的理解框架：概念性关联、工具性关联和合法性关联。总体而言，尽管新闻研究能够为实践提供概念资源、工具方法与合法性支持，但记者群体对学术研究的抵触情绪依然相对显著。对美国记者的研究亦呈现相似结果：从业者普遍认可学术研究有助于拓宽视野、把握行业前沿动态，但理论化、小样本的学术研究难以为实践提供直接指导，因此对新闻实务而言并非必需。新闻学术生产缺乏体系化结构与实践关怀，而学界与业界之间的松散关联也进一步固化了这一结构性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学界与业界共同承担着知识创造与公共教育的双重责任。因此，双方需要充分理解彼此所面临的压力、困境与伦理底线，并意识到学界与业界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亟须通过双向且持续的期望管理来维系。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更具灵活性的产出模式不断涌现，例如新闻实验室、记者-学者合作项目、新闻智库等。这些模式显著强化了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联结，突破了传统“学界创造知识、业界吸收知识”的单向结构，有助于促成迭代式的对话与持续的观念更新。

　　我国研究者坚持不能割裂新闻的实践性与理论性，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职业伦理道德作为新闻教育的重要准则。在这一框架下，本土学者挖掘与梳理我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史，以及中国自主新闻理论概念的演进路径，成为构建我国新闻教育主体性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术方向。2025年，新闻史领域涌现出多篇高质量研究，涵盖民国时期的中学新闻教育、《申报》口岸访员制度、清末以来涉“洋”报道等议题，整体呈现出更深入历史现场、更加关注微观新闻实务的研究取向。这些成果彰显了新闻史研究在推动本土化理论建构与新闻教育体系完善方面的重要价值。

　　在新的受众结构、社会责任与技术进步共同塑造的背景下，情感化、建设性与数字化成为当前新闻理论创新的主要发展脉络。专业读者对硬新闻的偏好与普通读者对软新闻的强烈兴趣之间的显著差异，使研究者更加关注情感维度在受众新闻接受中的关键作用。相比传统的政经议题，软新闻更易激发普通受众的感激、慷慨、同情、希望以及敬畏／灵感等积极情绪。这种“快乐新闻”的内容特征与其人文价值取向，使其具备比精英主义新闻实践更强的民主化潜力。与此同时，非营利性的解困新闻与建设性新闻，成为继公共新闻、和平新闻及参与式新闻之后的新闻实践理念新拓展。相关研究已进入比较新闻学的分析层面：多篇研究显示，在解困新闻学的严谨性指数评估中，全球南北媒体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全球南方记者在解困新闻／建设性新闻的认知与实践上与北方同行基本一致。

　　回顾性研究的兴起，成为新闻研究在人工智能冲击下为数字新闻业留下的重要理论注脚。有学者对过去5年间的数字新闻学文献进行梳理，指出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全球北方知识霸权，而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则展现出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在人工智能与新闻研究方面，学界对以本质主义方式理解AI并进行过度社会化阐释的做法提出批评，主张应将二者的关系置于政治、经济、制度、组织、文化与技术的综合框架中考察，以推进人工智能新闻学研究的物质与认识论转向。此外，有研究指出当前数字新闻研究主要依赖访谈、内容分析与田野调查等传统方法，数字与计算方法依然处于边缘位置，形成了“没有数字方法的数字化转向”这一悖论。然而，我们也应看到，2025年的新闻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依旧展现出积极的创新趋势。例如，网络历史（network history）与地理一致模型（geographic coherence model）等新方法，体现了新闻学研究者跨学科借鉴与范式融合的努力，显示出维护实证新闻研究稳健性的重要尝试。

　　在新闻业面临愈加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背景下，“生产”与“流通”作为新闻实践的核心议题，展现出独特的认识论价值，因而成为重思新闻主体性的关键切口。学者们从核心的真实性问题出发，将具有鲜明建设性色彩的新闻实践视为与追求真相紧密关联的方向。研究显示，事实核查与建设性新闻的新闻理念，已获得从业者的普遍认可，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存在方法论缺失。有从业者甚至认为，具备建设性与真实性的报道与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新闻实践并无本质差别。为进一步厘清事实核查新闻与建设性新闻的概念边界与操作策略，学者普遍将研究重心置于中观与微观层面，从概念化与操作化两个维度展开讨论。

　　首先是在概念层面对事实核查新闻进行重新定位。研究指出，判断一则新闻是否需要事实核查，应以其可核查性（checkability）、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以及病毒式传播性（viralization）为前提条件，并将真实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视为构建新闻真相的关键维度。这类研究以事实核查为切入点，最终指向对新闻真实性的本体论重塑。在操作化层面，学者们尝试构建可推广的方法体系。研究表明，事实核查新闻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基本框架，包括识别声明、平衡证据、透明呈现与发布裁决等步骤。其中，以透明性为核心原则的操作路径，被认为能够强化事实核查的认识论基础，使其在新闻实践中具有更强的可执行性与公信力。

　　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同样沿着概念化与操作化两个脉络展开。在概念化层面，学者们尝试提出更加整合的建设性新闻框架。例如，有研究主张将建设性新闻、解困新闻、正面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等具有共同哲学基础的新闻实践以更加包容性的概念统称为赋权新闻（empowering journalism）。这类概念整合旨在重新强调新闻主体性中的“积极性”（positivity）理念，凸显新闻在数字抑郁现象加剧的当下所应承担的公共疗愈价值。在操作化层面，传统的建设性新闻策略，例如对解决方案进行故事化呈现，仍被视为核心方法。而传递民主经验、输出积极情感等更具主观性的实践，则成为扩展建设性新闻边界的重要创新路径，使其在应对公共情绪与社会困境方面展现更宽广的应用空间。

　　新闻创新研究致力于从多维度回应数字时代新闻本体何以变革的问题。在过去一年的研究中，新闻在开放性、科学性与具身性方面的实践创新尤为突出。开放性已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的基本属性，由此衍生的创新实践呈现出多元化与日常化的特征。有研究以“普通人的日常新闻”为案例指出，新闻知识已从传统意义上“知晓异常”的认知性知识，扩展为塑造社会连接的“感知性”知识。与此同时，一系列专业化的外围行动者推动新闻实践向外延伸，呈现出更丰富的创新样态。例如，创意设计师为新闻产品注入审美价值；“新闻网红”群体强化新闻的介入性文化与行动主义等。开放的参与环境为新闻创新带来广阔空间，同时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专业新闻实践的边界划定。在这一背景下，将新闻与科学方法结合的构想备受关注。有研究提出“推论性因果解释新闻”（Inferential Causal Explanatory Journalism），强调记者作为知识生产者，能够通过科学手段进行因果推断，以满足受众日益复杂的认知需求。“脚注新闻”（Footnote Journalism）倡导在新闻报道中系统融入科学信息，通过脚注形式进行高质量的学术引用，从而提升新闻生产的透明性与科学性。“预测性数据新闻”（Predictive Data Journalism）则尝试借助数据科学模型进行趋势预测，以增强新闻在公共议程设置中的前瞻能力。此外，具身实践也成为重新思考新闻独特性的切入点。例如，有研究关注“街头新闻”（news on street）这一剧场化新闻形态，指出记者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具身表演来塑造公共讨论，从而强化新闻的社会连接功能。对播客新闻的研究则表明，听觉等具身属性同样具备重塑公共信息对话传统的潜能，使新闻在感知层面获得新的表达路径。

　　在平台逻辑不断嵌入新闻实践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摒弃将平台视为单一实体的传统认知，转而尝试构建对平台化新闻实践的系统性理解。“基础设施思维”（infrastructure thinking）逐渐成为分析TikTok等新兴平台新闻功能的理论起点。研究显示，TikTok所提供的视觉可供性（visual affordances）与标签可供性（hashtag affordances）正成为塑造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从业者在内容创作中往往顺应其娱乐化与非正式化的特征，但总体仍努力保持对新闻专业规范的遵循。随着新闻业与社交媒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日益凸显，有学者指出，应将算法等平台逻辑视为社会-技术性的产物，并认识到其形成与变化始终依赖多元行动者的“众手”（the many hands），并将反拨平台逻辑作为新闻业未来发展的必要工作。

　　新闻消费者的“能动性”——即用户在信息筛选、解读与重构中的主体意识与行为选择——也体现为对媒介环境的反思能力。新闻回避是能动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新闻消费情境中，新闻回避受多重社会因素影响，形成敏感者、低信任者、低兴趣者等八种主体类型。新闻回避的行为特征与具体新闻议程高度相关：气候变化新闻回避主要源于低兴趣与“新闻找到我”（news-finds-me）认知，而对科学的信任与上述兴趣、认知相结合，促使受众以浅层“快餐式”方式获取气候新闻；在时政新闻领域，政治宽容度越低的新闻消费者，越倾向于通过回避特定媒体来源或议题来避免接触政治异见，而非全面回避新闻。此外，研究也指出，偶然接触（incidental exposure）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动性形式具有重要行动价值。用户对偶然接触新闻通常会采取两种处理模式：浏览或跳过（first-level IE）与深入处理（second-level IE）；后其中，后者能够显著促进线上与线下的政治参与，说明“新闻偶遇”具有转化为行动潜能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新闻回避现象。

　　新闻信任与公平作为用户新闻消费与感知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人工智能进入新闻生产环节后呈现出“透明性”与“可信度”之间的显著张力。研究表明，受众在未获得披露的情况下难以准确识别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但当内容被明确标注为“人工智能生成”时，无论其事实准确性如何，受众在认知与情感层面的评价均更低，显示出明显的人工智能厌恶效应（AI aversion effect）。然而，情绪化内容（例如阴谋论）即便被归因于人工智能，仍能激发更强的参与意愿与分享倾向，说明情感共鸣能够部分抵消受众对信息来源的怀疑。此外，有研究发现，在新闻视频情境中，受众对AI主播与真人主播的可信度评价并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类人化的声音与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人工智能在信任上的“先天赤字”。

　　受众对新闻公平的感知深受政治立场、年龄、性别等身份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美国的政治保守派普遍认为，如果新闻未能体现他们的观点——即便这些观点并不准确——新闻就带有偏见；由此可见，新闻公平感与意识形态高度绑定。此外，公平感知还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与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与社会主流话语分布的不均衡状况相互对应。一项覆盖全球45个国家的研究显示：18―34岁的青年群体最不认同新闻报道的公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知新闻不公平；而政治右翼群体的公平感知最低。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新闻内容若与知名新闻品牌挂钩，会显著提升受众信任；反之，与非主流网站或社交媒体关联则会降低信任。这说明，“用户感知公平”并非单纯的客观判断，而是一种基于价值共鸣的认知过程——受众倾向于信任与自身文化取向更为一致的新闻体系。因此，重建新闻信任不能仅依赖事实核查或透明披露等技术性手段。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新闻生产的背景下，反而亟需构建一种关于“新闻业-人工智能技术-受众”的三元新闻信任关系的理论，并在实践层面转向依赖技术调解、伦理协商与认知适应的有机信任（organic trust）路径。唯有如此，才能为新闻业的可持续公信力建设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