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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价路牌”风波出现后，南京市城管局的反应还算迅速，对此作出了紧急说明。不过“误读”二字，仿佛委屈满腹而又无处诉衷肠。难道真的是公众理解上存在偏差，而又心底偏狭，处处与管理者为难？与其事后抱怨公众误读了自己，不如切实完善工作程序，提前读懂市民的心。要想不被误读，首先要懂得“读”是一种双向行为，而非“剃头挑子一头热”。作为公权部门，应该谦恭地运用好手中的权力，用心地读懂老百姓的呼声与渴求。如果总是希望别人主动来读懂自己，恐怕各种误读会不绝于耳。

　　无论是免费房顶的改造，还是城市路牌的更换，都是民生工程，应该是好事。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应该在这些建设中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提出意见与建议，而这样的环节应该体现在动议与决策之前，以利于形成实施前千个声音、实施后一个声音的局面。毫无疑问，产生“误读”的症结在于“关门决策”、“闭门实施”。这表明，在资讯充分发达、市民参与政务事务途径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市民的权利意识不容忽视，这一权利需要的是制度与机制作为保障。面对市民的质疑，释疑的不能仅仅只是“误读”的内容本身，更在于政府及部门“开门搞建设”的勇气与魄力，善于和市民交流沟通，善于集聚民智民力。

　　类似的“事后说明”在许多地方很常见。民众作为城市的主人和管理服务的对象，对政策制定应该享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部门往往不尊重甚至忽视、削弱这样的发言权。因为事前征求民意、听取民意不够，所以公众对一些城市管理决策不知情，更谈不上什么理解与支持。也因为事前被忽略的声音没有被及时“打捞”，被压制的意见表达不畅，一旦决策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公众的质疑与批评便喷涌而出。在此背景下的“事后说明”，往往难以弥补前期疏漏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后说明”实际上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不够的后遗症。

　　事实上，科学决策需要正确地把握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各种观点、意见充分的交流、碰撞和较长时间的磨合，让不同意见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反对意见，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公共事务决策要想少些“事后说明”，就必须进一步强化决策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强化公众的利益表达、偏好表达，使公共决策真正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成为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这样，公众作为决策的参与者，不仅对决策过程了如指掌，而且还会一同承担决策面临的风险与责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阵痛期”，同一个公共政策，领导、专家和民意有时会因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诉求出现分歧，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与棘手。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在众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公共政策，已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回避的挑战。事实上，科学决策需要正确地把握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各种观点意见充分的交流、碰撞和较长时间的磨合。而现实中让不同意见的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反对意见在决策过程中被充分考虑恰恰是最缺乏的。因此，公共事务决策充分尊重和吸取各种意见尤其是公众意见，就显得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