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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区分虚拟货币是 “货” 而非 “币”，那么便能解决诸多法律认定层面的障碍。以非法经营为例，既然虚拟货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又何谈非法经营呢？目前，并没有任何行政法规及以上层级的文件，将虚拟货币这一具有财产性权益的物品，认定为禁止流通物。当前明确的是，虚拟货币交易因违反公序良俗，被判定为交易行为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被禁止。在我国贸易及国内民事活动中，像毒品、淫秽物品这类被禁止的货物或物品，都有特定的对应罪名；而虚拟货币，由于不存在国务院行政法规以上层级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其流通，所以它不具备非法经营的前提基础。

　　其次，在虚拟货币流通中，准确来说应称为在虚拟财产流通中，有相关法律规范。上海税务局曾出台规定，对虚拟财产转让合同征收财产转让税，这表明我国税务机关对虚拟财产的转移、交易转让持肯定态度，而虚拟财产自然涵盖我们所讨论的虚拟货币，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已明确将虚拟币定位为财产。所以，虽然虚拟币交易无效，但允许其流通，并不被禁止。基于此，在交易中若主张返还无法达到目的，还可同时提起赔偿诉讼。既然司法机关态度明确，交易无效要求返还合理合法，若不能返还，还可另行起诉要求赔偿。

　　针对前面各位发言人提及的诸多问题，我做了简单归类，大概有十几个问题。比如资金支付结算问题，由于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且没有禁止性规定，也就不存在非法经营和许可问题。最高院发布的抢劫虚拟币案例中，虚拟货币的价值是按照购买时的价值认定的；深圳中院的盗窃虚拟币案件，同样是以取得虚拟财产时的价值认定的。所以，在我看来，资金支付结算行为并不存在。前几日，劳东燕老师发表文章指出，信用卡套现、银行卡等行为只是个人行为，不影响国家金融业务许可，与资金结算无关，本质上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借贷关系，并非真正的结算行为。我们所说的结算是结算平台长期、一贯地为双方提供交易的中间结算。在帮信案件中，经常遇到借卡给他人使用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构成帮信罪，因为只是提供了流水渠道，并非结算行为。只是把卡借了出去，就像把房间借出去了一样，他人到房间作案与出借方没关系。

　　在大数据计算方面，为确保数据完整性，应在提取数据前进行计算，这才能保证提取前和提取后的数值一致。手机和电脑是分区的，很多数据不在一个区，如何保证数据的完全提取呢？尤其涉及进项、出项资金流的问题，如果只提取进项，没有提取完全出项，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因此从理论、技术和案件事实本身出发，应该在提取数据之前，对手机内存等进行勘验，锁定分区数据的哈希值，通过技术手段物理转移数据，提取后在新存储器中再次计算哈希值，以保证数据完整无损耗地转移。现实中，很多办案人员对自己提取的数据进行哈希值计算，这就没保证数据的一致性。电子数据作为物证的一种，应该遵循传统证据的基本原理，只是存在形式从物理空间转变到了网络空间。

　　在传销和洗钱常用的资金分分合合手段中，资金流难以追踪，在资金和虚拟财产聚合过程中，数据不可控，所以不要盲目相信大数据平台。交易平台透明公开的数据可查，但持有人所有权难以核实，尤其经过钱包后丧失了抓取证据的基本条件。国际组织要求注册实名，但资金流动以后未必还能核实实名。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民事的案子，认缴没有到位，转让之后，前股东要对未到位的资本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沿海地区，这种以1元钱转让空壳公司的比比皆是。